北京的會議與香港的會議

時間：2015-07-16 19:40:59 來源：價值中國 點擊量：6453

　　雖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革命者”必須“吃飯”，這點誰也不否認。組織過國際學術會議的人都明白，同一張嘴，既要說話，也須飲食，不能顧此失彼。如何讓諸多遠方來的客人“感覺良好”，而又沒違規使用經費，這已經成為一門學問。相對來說，國外大學管得嚴，錙銖必較，一般不敢亂花錢。國內大學也有財經紀律，但因中國人講面子，加上近年經費猛增，開起同一級別的國際會議來，普遍比歐美大學氣派。香港的呢？那可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2009年4月，我在北大主持“五四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二年12月，又在香港召開“香港：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國際學術研討會。這兩次會議，都因牽涉吃飯問題，讓我對不同的管理體制有深刻的體會。

　　北京會議學術上很成功，代表們都叫好。可會議結束后，兩位日本教授尾崎先生和山口先生專門找我談話，對會議的“鋪張浪費”提出嚴厲批評。因為是老朋友，話說得很重：你們中國人剛剛“小康”，就開始擺架子，這還了得！事情是這樣的：我按照會議代表的數量訂晚餐，而將近1／5的代表因朋友約請不辭而別，于是有兩桌飯菜根本就沒人吃。因為是事先預定的，餐館不愿意退，明知沒人吃，菜照樣上，故顯得特別刺眼。這兩位日本朋友都是改革開放初期來中國留學的，看過我們當初窮困潦倒的樣子，既對這30年的巨大變化深感欣慰，又對中國人的“未富先奢”很不以為然。我真心誠意地接受批評，而且保證：以后凡是我在北大組織的學術會議，中午吃快餐，晚餐登記人數。不管別人怎么看，這么做，我自己心安。

　　香港會議由我和陳國球、王德威共同組織，具體出錢的是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教育學院。按照規定，每項支出都要事先申請，否則事后不予報銷。開會前一周，學校突然通知，有一頓晚餐不該吃，因為，會議是第二天早上才召開。代表們從世界各地趕來，人生地不熟的，因為會議還沒正式開始，就要他們自己解決吃飯問題，這也太不講人情了。中文系秘書向學校轉達了我的“陳情”，得到的答復是：你可以自己宴請。作為會議組織者，既不能違反規定，又不能傷害朋友，我真的自掏腰包請外來的代表吃飯。

　　這還沒完，秘書告知，這回的經費來自大學預算，不是我們自己募捐來的，得受各種財經紀律的約束。會期三天，在兩所大學的不同餐廳輪流用餐，而且吃飯時不能飲酒。因為，酒不是生活必需品，你是來開會，不是來度假的。我這才想起來，在歐洲開會，常見會議組織者拿出一瓶葡萄酒，說我請大家喝酒。當時覺得奇怪，還以為這酒很特別，才值得如此夸耀。原來人家有此細致規定——不只控制經費，連怎么吃喝都管。既然如此，我也不妨東施效顰，讓人到外面買酒，帶到學校的餐廳來，與朋友們一起慶賀會議“圓滿成功”。

　　大凡跟外國教授接觸多的，都有這么個體會：你招待人家十分豐盛，人家招待你則頗為簡單。開始不習慣，很快就明白了：你請人家，用的是公款；人家請你，則須自掏腰包。國內大學普遍采取薪金較低而報銷方便的制度，大學里的各級領導，只要不貪污，怎么請客吃飯都沒有問題。而這必定助長浮夸、奢靡、浪費之風。香港各大學嚴格管控接待費用，但給你的薪水高，你可以自己請客，愛怎么花就怎么花——在我看來，后者更合理，也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