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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投資是自2012年以來經濟增速下滑時期最主要的穩增長手段。盡管基建投資的基數隨著2009-2010年的經濟刺激政策而變得龐大，但是近幾年來增速并未有很顯著的下行，這有賴于基建融資的支持。2017年上半年，基建投資繼續快速增長并帶動了相關上游產品的需求。


　　上半年諸多經濟數據當中一個看似的亮點但值得辨析的項目是民間投資。在2015-2016年，以制造業為主的民間投資持續下滑引起了各界的擔憂，但2017年以來，無論是從總量上還是結構上看，民間投資都出現了好轉，制造業投資出現積極跡象。不過，投資的回升是得益于價格的上漲，如果剔除價格，實際投資的下降似乎隱藏著經濟的另一層憂慮。


　　從增長貢獻看，消費和出口是上半年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凈出口得益于外需的好轉，在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上發揮了作用，而消費增長則占到了經濟增長的大約三分之二，是名副其實的經濟支柱。不過，消費的強勁同樣存在外部因素。


　　“供給側”改革雖然是在2016年才系統性地提出來，但是其中關于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的具體措施在過去幾年當中實際上一直在實施。經濟名義增速能夠觸底回升，說明“供給側”改革當中做減法的部分在一些領域已經相當深入，不過，僅靠漲價是帶不起實際需求的回升的。


　　從信dai擴張推動總需求的角度來看，過去幾年寬松的貨幣政策為了能夠支持實體經濟融資需求在沒有確認經濟觸底的情況下，容忍了金融機構之間進行監管套利以及加杠桿的行為。無論是從金融監管還是貨幣政策在2017年上半年的做法看，只要是收緊，治理套利幾乎是立竿見影的。


　　隨著名義和實際增長的背離擴大，金融監管政策持續收緊，貨幣政策將回歸中性。在其他目標的約束減小的基礎上，貨幣政策將回歸到以通脹為最主要目標的調控思路上來。在財政和金融政策的協調新格局下，持續高增多年的基建投資增速是否會由于防范金融風險的原因而下一個臺階，將會是預測投資需求以及通脹走向的一個重要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