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20世紀后期近30年及21世紀的快速發展，生物質在世界一次能源供應結構中占比已達到10%左右，成為第四大能源，在世界能源最終消費總量中生物質也占到14%。美國、巴西及歐盟各國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上均進行了積極的探索，雖然各國采取的生物質替代路線不盡相同，但皆有所成。從 看來，生物質多聯產發電、成型燃料供熱、一代燃料乙醇、生物天然氣的技術、裝備和商業化的運作模式已經成熟，產業規模正在快速擴展。 相比 范圍內生物質發展勢頭，我國的發展卻并不盡人意。我國地域遼闊，自然條件復雜，又是農業大國，生物質資源豐富多樣，開發潛力巨大。根據中國工程院《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戰略研究報告》，中國含太陽能的清潔能源開采資源量為21.48億噸標煤，其中生物質占到54.5%，是水電的2倍和風電的3.5倍。但是由于我國生物質能源起步較晚，經過十余年的發展，市場主體只是一些實力較弱的中小民營企業，這些企業在技術、裝備、能效和盈利等方面整體上水平不高。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政府的相關扶持政策以及資本與金融的介入尚未到位。此外，在生物質發展的技術路線上，我們也走過了一些彎路，影響了國內生物質發展的水平。 生物質能源不僅在于它的低碳清潔、可再生和對化石能源多途徑的替代，在資源的循環利用、減排環保，促進農村經濟和中小城鎮建設、增加農民收入等方面也能起到重要作用，但卻未能受到應有的重視，根據《生物質能源國際2012》，2010年， 生物質能源總產5926萬噸標油，中國占比2.4%，僅為美國的二十分之一。 這些問題的產生客觀上與生物質能源本身較其他可再生能源更為復雜，人們對其了解較少、誤解較多有關，主觀上則是因為政府業務部門重視化石能源、工業性強的風能和太陽能而輕視生物性和涉農性的生物質能。同時這其中也不排除因風電與太陽能發電等相關產業發展過程中利益分配問題帶來的干預和影響。